城市化不是把老鄉的地強行拿過來蓋上豪宅，城市化是改善人口結構，讓原來處在低收入當中的廣大人口轉成高收入，創造下一個經濟時代發展速度

編者按：

5月26日，在“2012(第四屆)大連·中國經濟論壇”上，圍繞中國經濟增長新動力等內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以下為周其仁觀點摘錄。

周其仁：

謝謝論壇的邀請，我發言的題目是“尋找新動力，發現新機會。”要理解這個新的動力和新的機會，我們要對現有的經濟格局和現有經濟格局的動力和機會做一點討論。

現有的經濟格局在我看來可以概括為“一個世界，兩個海平面”。高的“海平面”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是一個較低的“海平面”，這兩個“海平面”從互相很少來往，變成開放和全方位的來往，這件事情中國是領頭的。兩個發展水平相差甚遠的經濟體開始有了來往，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

一個變化是發達國家的資本、技術、商業模式，大量的向新興市場國家投入，這也是中國開放的時候預想到的一個變化，因為當時中國決心開放就是看到我們的底子薄，如果我們不開放，完全靠自己，經濟增長會非常慢。但是開放以后也出現了另外一個變化，是原來沒有想到的，就是低海平面國家，特別是中國、印度，有大量的產出品向發達國家輸出，中國很快成為世界工廠，成為世界的制造基地，這樣的資本、技術和產品對流，釋放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潛能，拉近了與發達國家的距離，中國的經濟總量上升為全球第二位，人均收入水平從開放初期差不多相當于發達國家的1%，上升到差不多20%。這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經濟的大發展時代，這也是我們過去的這個時代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和最偉大的機會。

這種增長也帶來了很多不平衡的地方，最突出的就是全球的貿易格局開始發生變化，美國這個當代最強大的工業國從1994年以后，貿易就開始出現逆差，最高的年份逆差占第一大經濟體的7%—8%；中國的順差節節升高，最高的年份占中國GDP的12%，這對全球的經濟平衡帶來了挑戰。

所以IMF總裁在2005年就提出了全球失衡的看法，他們擔心一些國家累積巨額的順差，一些國家有那么多的逆差，會導致全球貿易方面發生重大問題。這里面要理解，中國是農業為主的國家，我們以前是10億人口，(其中有)8億農民，迅速變成有眾多制造產業發展、眾多制造產品出口的國家。一般人認為是(由于)中國的勞動力很便宜，因為根據2002年美國一個經濟小組的調查，制造業工人的平均小時工資美國是21.11美元，中國是64美分，平均算下來，相當于美國制造業工人人工成本的3%，所以認為中國是靠廉價勞動力取得經濟時代成就的看法非常流行。

我對這種看法一直有異議。因為如果再往前看，從2002年再往前推10年、20年，中國工人的工資更低，農民的收入更低，技術人員的工資也不高，但那時候沒有什么中國產品出口。我認為僅僅用廉價勞動力理解中國上一個發展階段的優勢、動力是遠遠不夠的，中國的出口優勢我認為是綜合的成本優勢。我們的人力資源豐富，價格低廉，所以我們的要素價格長期非常低，這也是另外一種表達。收入低就是成本低，但是光靠這個因素不能成就世界工廠，中國能把要素組織成產品要經過一套經濟體制。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人很便宜，但是我們的體制很貴，貴到很多事情不能做、不能想，是改革開放把這個制度運行的成本，把經濟組織的成本顯著降低了，這個低成本加上要素的低成本，經濟就開始發力。

當然還要加上一個因素，就是中國人肯學習。中國人是肯學習的，我們為教育、為技能再度學習，投入了巨大的資源，最后提高了中國的人力資本，而開放又降低了學習世界*********經驗的成本。

所以，中國在全球崛起、改變世界格局、導致全球新的不平衡當中，因素來自于綜合成本，不是單一的一項，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經歷發生了改革，世界的經濟開始發生變化，中國開始累計越來越大的順差，中國的投資環境改善，吸引了全球的直接外資投資，這個量流入了中國，增加了中國的外匯儲備，我們就必須去購買大量的美元資產。我們和印度還有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大量購買美元資產，就導致美國的負債大幅度提升，很多資金轉了一圈又流回美國，導致美國利息非常低，投資消費非常旺，又開始支持它的逆差，通過賺很多錢買全球提供的產品。

雖然IMF很早以前就警告這里面有某種不平衡，可能會對全球的經濟增長帶來風險，但是直到2007年預言的危險一直沒有出現。它非常有意思，或者說出乎意料的發生在美國的核心部分，發生在美國的金融業、發生在美國的華爾街，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流動性偏多，是美國發出的美元經過全球又流回到美國，過量的資源除了帶來經濟的繁榮，也帶來金融上的風險，所以從次貸危機引發了整個金融危機，沖擊實體經濟和全球經濟，包括沖擊了中國的出口和經濟增長。

對中國來說，改革開放有成就，也帶來了挑戰。我們的外匯儲備越來越多，可是我們的貨幣也發得越來越多，原因就是我們在開放當中形成了由央行通過基礎貨幣來維持中國匯率穩定的機制。這個機制對于出口導向經濟非常有利，但是它也帶來了投放貨幣量偏高、偏多，可能影響國內的資產價格，影響物價，一定會對我們的廣泛成本，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源、原料都會發生突變性的影響。

巨大的順差、外資、熱錢進入中國會影響基礎貨幣，當某些資產不足的時候，這些資產的價格會很高，這個背后就是我剛才講的全球運動，國內的貨幣運動帶來的必然現象。所以，我們的資產價格、土地價格、房產價格有了很高的增長速度，這些也給我們埋下債務危機的基礎，因為前段發展的太多，流動性太充分，資產價格連續往上漲。

應對資產負債危機非常重要的是兩條路，一條路是穩住，如果經濟大幅度下去就不好了，同時要好好的消化、化解經濟高增長時期的債務。所以，歐債危機是非常合乎邏輯的，從危機到政府救市，到政府過量的負債，到市場開始懷疑政府的還債能力，是一環緊扣一環的，而歐債危機會讓大量的資本回流還債，這在中國今年第一季度的經濟數據當中已經看到。

所以，經濟不調整是沒有辦法持續的。未來，宏觀上看，中國是不缺手段的，因為我們的貨幣還是做了預先的調整，如果讓這個量里頭重要的一塊進行結構性理順，用來進行政策上的調整或者刺激措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積極的作用。

我不認為中國的宏觀面出現了什么問題，中國的問題是在微觀上。因為無論地區、行業、家庭、公司，在過去的高增長當中都有偏高的負債，去看看中國的電力行業，我們的鐵路部門，整個系統的負債率都非常高。我們再看地方平臺，平臺的負債量也非常大。我們再看我們的公司，無論是國營公司還是民營公司，因為在通脹較高、增值利率甚至為負的情況下，都(出現了)負債?，F在的問題是經濟走勢開始發生變化，債務勢頭有可能今明兩年對我們的一些行業、地區和公司帶來嚴重挑戰。

我們的城市化這匹“馬”太小，拉不動工業化這輛“車”，因為工業產品要經過物流、商業、服務才能變成最終消費品。中國的工業比例為什么這么高？因為我們是世界工廠，我們利用世界的服務力量，把中國的世界制造品推到全球市場，這個架構支持了中國過去的繁榮。但是，當世界市場低迷、需求收縮、收緊，復蘇步伐緩慢的時候，這個對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帶來了問題，就是中國的城鎮化相對發展不足。

我們缺足夠的服務業、商業來引領中國的制造業。中國未來的機會是兩個方面，一方面，雖然發達國家的市場低迷，但是不意味著全球貿易就沒有機會。中國有一個向發達國家以外的市場開拓國際市場的機會，要通過更靈活的匯率機制，也要通過把中國的投資和貿易結合起來的做法。

第二個大的機會是對內，因為我們辛辛苦苦的(把)產品送到世界上去，我們最終還要服務于國內，造福于本國人民，這里頭要調中國的收入結構，要擴大居民板塊的收入在國民收入當中的份額。同時，中國居民已經獲得的收入當中，還有很大一塊沒有實現為市場，沒有構成現實的購買力。我們的商業、服務業、城市發展遠遠不足，到了今天的發展水平，工業品不能在街上賣出去，要和服務結合起來變成最終消費。而我們現有的政策、稅收令商業服務業不堪重負，這個缺陷要在今后的改革當中調整過來，加快城市化。城市化不是把老鄉的地強行拿過來蓋上豪宅，城市化是改善人口結構，讓原來處在低收入當中的廣大人口轉成高收入，轉的過程當中增加供給，也增加需求，這樣來消化工業品，創造下一個經濟時代發展速度。

城鎮化滯后是產業結構失衡重要原因

丁茂戰

我國城鎮化滯后于工業化，就國內經濟運行是這種情況。但從世界一體化角度看，工業化和城鎮化是有一個基本適應的規律。也就是說，中國城鎮化滯后工業化，意味著中國工業化在支持世界城鎮化的發展。并且，中國城鎮化還是我國經濟結構失衡的主要推手之一。

工業化和城鎮化是互相促進的關系。與世界總體情況相比，中國城鎮化遠遠滯后于工業化。2010年，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全球平均城市化率為50.9%，工業化率26.1%，兩率比值1.95，同年我國城鎮化率51.3%，工業化指數是46.8%，兩率比值是1.09。發達國家更高，美法英德日分別達到了4.1、4.11、4.09、2.64、2.48?！敖鸫u國家”也遠遠高于我們，巴西、俄羅斯、南非和印度分別為3.22、1.97、1.38和1.15。

根據北京大學周其仁老師研究結論，道格拉斯·諾斯研究發現，在1970年美國的全部產出中，來自交易部門的貢獻高達46%—55%，發達后的美國有更多的人力資源從直接生產部門轉移到“交易部門”工作。后者通常聚集于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比工業化率有更快的提升。今天中國工業是為全球市場供貨，是借助了“世界城市體系”的幫助。周老師認為，離開了香港、新加坡、漢城、東京、法蘭克福、漢堡、洛杉磯、舊金山、芝加哥、紐約、倫敦等世界城市的商務、物流、技術和融資等多方面的服務，中國制造要坐上天下出口的第一把交椅，應該沒有那么容易。顯然，中國的發展沒有促進中國的城鎮化，而是推動了世界城鎮化的發展。

我國城鎮化滯后原因在于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是貼補了世界城鎮化的發展，為世界城鎮化作出了貢獻。而在國內則造成了經濟發展的失衡。

一個是產業失衡。去年，我國第一、二、三產業占GDP比重分別為10.12%、46.28%和43.1%，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后。世界比較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均達到70%左右，美國超過了75%，香港超過了90%。發展服務業需要一個基本的硬性條件，這就是產業積聚和居住集中，就是城鎮化程度高。城鎮化與第三產業發展是良性互動的關系，產業越積聚、居住越集中，對服務業發展需求越旺盛，服務業發展的旺盛，為產業積聚和居住集中創造更好的服務環境，反過來促進進一步的產業發展、產業積聚和居住集中，推動城鎮化更好更快發展。

另一個就是內需和處需失衡。已經工作和生活在城鎮的1.5億農民工，同工不同酬，并且基本沒有或者很少享有社會保障，實際收入與真正城鎮居民要低一大塊。這意味著創造相同的GDP，但在國民收入分配中，農民工拿到的相對城鎮居民要少，也意味著用于居民消費的比例份額要少。這就產生一個問題，農民工少消費這一塊最終由誰消費、從而使國民經濟實現良性發展的？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最終給出的解決辦法是外需，通過對外貿易把農民工沒有能力購買的那部分銷到了國外、海外。這些年，隨著農民工隊伍不斷擴大，農民工該拿而沒拿、該消費而沒有消費的份額不斷擴大，從而推動外需規模越來越大，這就造成今天我們講的內需和外需失衡，這也是我國經濟發展中最大的結構性失衡之一。